蕾拉·斯利瑪尼，摩洛哥裔法國作家，1981年生於摩洛哥首都拉巴特，2016年以享譽全球的暢銷之作《溫柔之歌》榮獲龔古爾文學獎女性。
摩洛哥裔法國女作家蕾拉·斯利瑪尼是勇猛的女性。表面上，“溫柔”是上天賦予她的最大特質。但其實，她的寫作幾乎從一開始就偏離了所有與“溫柔”相關的設定。她從不憚於向世界展示 日常生活的痛，並且在她筆下，所有的痛都是真實的。
撰文|谷立立
01
冷峻筆鋒塑造的殘酷敘事
在為她贏得了世界性聲譽的小說《溫柔之歌》中，她以一句“嬰兒已經死了女性。只用了幾秒鐘的時間”為開場，輕而易舉地終結了讀者對美好家庭生活的想象，進而展開了她的殘酷敘事。
之所以如此，與斯利瑪尼的寫作觀有著莫大的關聯女性。她始終相信，文學存在的最大意義，並不在於無限度地放大作家內心深處的善念，以懸壺濟世的姿態介入現實人生，將小說當成一種行之有效的安慰劑，緩釋並消解那些本該被世界看見的傷害。相反，寫作對於她，更像是一種“揭露的藝術”——與其語調溫和地複述不痛不癢的故事，倒不如直截了當地揭開瘡疤，讓所有的血管組織、細胞肌肉，統統暴露在天光之下。就像她要完成的不是一沓寫滿字詞的稿紙，而是一臺貨真價實的外科手術。
有了這樣的鋪墊，再來看《看我們跳舞》，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女性。作為“他者之鄉”三部曲的第二部，這部小說延續著與前作《戰爭，戰爭，戰爭》相似的冷峻氣質，將斯利瑪尼對女性命運的細膩鋪展推向了另一個高潮。故事的開篇是令人窒息的：人到中年的主婦瑪蒂爾德·貝爾哈吉透過屋子的窗戶，面無表情地看著花園裡正在發生的一切。一臺巨大的挖掘機伸出黃色的金屬臂深入黑色的泥土。它所到之處，“一切被席捲一空，幾個小時後，便形成了一個高高的土石堆，上面攤滿了毫無生氣的灌木和遭到斬首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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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拉·斯利瑪尼作品
《食人魔花園》《溫柔之歌》《戰爭女性，戰爭，戰爭》《看我們跳舞》
那是1968年女性。整個世界正毫無徵兆地步入變革之年。此時的摩洛哥早已擺脫了殖民地的尷尬處境，毫無爭議地迎來了國家的獨立。但在骨子裡，這個國家仍然是一片被主流世界忽略的“飛地”。西方遊客來到這裡，總是會驚訝於眼中所見，將擦肩而過的奇人奇事當成難得一見的異國美景：剛從土耳其浴室出來、皮膚還在冒煙的男人，拿著疤疤癩癩的長棍和金屬杯的盲人，廣場上的耍蛇人與柏柏爾樂手，或者被染成玫瑰色或靛青色的羊毛……這大約就是摩洛哥的日常了。但斯利瑪尼的寫作顯然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西方人無窮無盡的“窺隱癖”。
相比細針密縷地描繪一幅活色生香的異域風情畫，她更願意將她關注的目光牢牢鎖定在那些與她有著相同血緣、相似過往的女性身上，進而用她標誌性的冷峻筆鋒重鑄一個大寫的“人的疆域”女性。
她很清楚彼時摩洛哥人的小心思女性。一方面，他們為國家重新贏得獨立主權歡呼雀躍。另一方面，他們對曾經的宗主國（法國），又有著太多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表面上，這些年輕人痛恨與法國相關的一切，宣稱自己學習法國的語言、法律和歷史，既是為了“尋求更徹底的解放”，也是“為了把他們（法國人）拖入自己的遊戲中”。但其實，哪裡又有什麼“更徹底的解放”？在他們自編自導的遊戲裡，每個字串都寫滿了對法式生活“不乏嫉妒的羨慕”。畢竟，沒有誰願意貼著“在異域文明的溫暖之光下漸漸開化的小野人”的標籤出現在世介面前——而相比古老的摩洛哥傳統，他們更向往西方自由的生活方式。
《看我們跳舞》
[法]蕾拉·斯利瑪尼 著
袁筱一 譯
02
第三世界的邊緣人
然而，嚮往歸向往，真正想要融入其中，卻是千難萬難女性。以瑪蒂爾德的女兒阿伊莎為例。1964年，長大成人的她獨自來到位於法國南部的阿爾薩斯上大學。這裡是瑪蒂爾德的家鄉，也是阿伊莎想象中的完美國度，“那是仙女們的領地，人們在小木屋裡吃著紫李蛋糕”。但當她真正置身其中，所有美好的想象就像毫無根基的空中樓閣一般徹底崩塌了——冬天的阿爾薩斯沒有明媚的陽光，迎接她的只有連綿不斷的陰雨。她住在城郊一個“令人悲傷、沒有靈魂”的社羣裡。房東太太毫不留情地將她視為髒兮兮的“非洲女人”。
說到底，這個世界並不歡迎她女性。哪怕她掌握了高深的知識，她仍然是來自第三世界的邊緣人，是一個頭髮捲曲的、“只熟悉無邊田野和寂靜山巒的小野蠻人”。她在阿爾薩斯待了4年。在那裡的每一天，她都會想起摩洛哥湛藍的天空。“這裡的天空一望無垠，全部呈現在眼前，就好像有一隻聖手拂去了所有遮住天空，讓天空變得灰暗，讓它枯萎的東西”。即便如此，阿伊莎還是感覺到了一點不同。當她回到故鄉，回到父母身邊，她發現摩洛哥早已成了另一個世界。她就像是陷在兩個世界之間的空心人，只能將過去的一切當成一場大夢。“她在這座屋子裡長大，可這座屋子讓她覺得很陌生，她覺得屋裡的牆、新傢俱和畫都懷有某種敵意”。
《看我們跳舞》人物索引
此時的阿伊莎應該更能明白母親的真實處境女性。與太多家庭主婦一樣，瑪蒂爾德把照顧一家人的日常起居當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卻不知道自己的整個生命早已漸漸歸於停滯。1969年，43歲的她以驚人的忍耐力迎來了她在摩洛哥定居的第23年。她是稱職的母親。她看著兩個孩子（女兒阿伊莎、兒子塞利姆）長大成人，殫精竭慮地規劃他們的未來。她是盡責的妻子，明明知道丈夫出軌，仍然恪守主婦的本分，不分晝夜辛勤勞作，直到生活無情地將她訓練成面無表情的家務機器人。
因此，當她悲哀地看著窗外那個更為廣闊、更加精彩的世界，她只能無奈地感嘆，她再也不屬於它女性。而歷史的雲譎波詭也好，時代的跌宕起伏也罷，哪怕是人類登月的大事件，比起貝爾哈吉一家二十多年來消耗的成噸的食物，都是不值一提的。它就像窗外飄過的一張紙，在風沙的推動下漸行漸遠，卻未必會在她的內心深處留下一絲波瀾。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瑪蒂爾德會把廚房裡的冰箱當成她最兇猛的敵人。“這隻白色、冰冷的野獸”既吞噬了新鮮食物，又吞噬了她本該豐盈的人生。
這個龐然大物“就像希臘神話中無底的水桶——永遠都要重新開始，永遠都要重複相同的動作，什麼都沒有剩下”女性。而瑪蒂爾德呢，她早已不是當初那個天真的金髮少女。那些匆匆流逝的歲月，並沒有輕易放過她。如今，她的容顏日漸枯槁，身體逐漸變形，就像花園裡那些“毫無生氣的灌木和遭到斬首的花朵”。她不再相信童話。因為她就是現實中的灰姑娘。“可憐的灰姑娘，整個青春時代都在做家務，沒有機會學習，嫁給了她的王子，應該一直到死都在反覆咀嚼落空的夢想。”
顯然，斯利瑪尼從來無意為我們塑造完美無瑕的婚姻模板女性。她很清楚，女性的人生就是一場隱秘的戰爭，婚姻的戰場上沒有真正的倖存者。從《戰爭，戰爭，戰爭》到《看我們跳舞》，她筆下的故事都發生在一間小小的房子裡。這間房子並不會像小說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希望的那樣，能夠賦予女性上升的空間，進而徹底扭轉命運的頹勢。相反，那些住在房子裡的女人（不管是阿伊莎，還是瑪蒂爾德）都是不折不扣的異鄉人，總是被有形或者無形的門檻絆住了繼續向前的腳步，不敢也不能將腦海中一閃而過的“出走”抑或“逃離”的念頭輕易付諸行動。
就像斯利瑪尼所說，“所有的家都是陷阱，都會把她關在裡面女性。混亂並非什麼悲傷的東西，甚至也不可怕，這是唯一可以希冀的東西，是唯一可以讓她找回一點興奮的東西”。
具體到瑪蒂爾德女性。她來自西方，卻註定要臣服於根深蒂固的摩洛哥傳統。1968年，當整個世界不約而同地進入“顛覆平庸”的激情年代，她卻只能默默忍受，將發生在自家花園裡的變故，當成了“她對丈夫讓她一切從簡的報復”。因為不管她做了什麼，她都無法得到身邊人的認同，哪怕是她深愛著的丈夫。此時，無論是尚未實現的理想，還是對美好未來的期許，都無一例外地陷入了日常的泥沼，最終止步於無盡的孤獨與怨念。
到了這裡，《看我們跳舞》似乎就成了《看命運跳舞》女性。她的每一次轉身，每一個進退，都是對沉重現實人生的複製與貼上，既是刀尖上的小步舞曲，也是戴著無形鐐銬的華爾茲——如果生命的存在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不自由的，再回過頭去談論自由的舞蹈，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