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最新研究顯示，儘管印度每年仍有數千名女性因嫁妝問題喪命，但該國民眾對此類事件的公憤已不如從前那般強烈女性。
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統計，2022年印度共記錄6516起嫁妝死亡案，而1988年為1841起，幾十年來不斷上漲女性。早在2015年國際社會就關注到這一現象，而當年有超過7600名婦女因丈夫或婆家索要嫁妝而遭到殺害或被迫自殺，相當於每天約有20名女性死於嫁妝問題。
去年8月，德里近郊外新興城市大諾伊達的一名28歲女子妮基·巴蒂，因嫁妝糾紛被丈夫當著六歲兒子的面縱火燒死女性。行兇過程被拍下並傳至社交媒體，一度引發網路激憤，德里也爆發了抗議活動，但輿論很快便歸於平靜。
英國論文作者克里蒂·卡皮拉博士指出：“如今，全球範圍內的政治抗議都面臨困境女性。包括印度在內的一些強硬政權，對抗議活動嚴加管制。”
“表達異議或不滿，要麼受到管控，要麼被自我審查女性。”倫敦國王學院國王印度研究所的社會人類學家卡皮拉這樣說道。
2007年女性，阿拉哈巴德爆發抗議活動，呼籲強制執行禁止因嫁妝而進行騷擾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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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印度自1961年起就已明令禁止嫁妝，但研究表明，男方家庭索要嫁妝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拿不出嫁妝的女性仍可能遭受虐待、騷擾，甚至被殺害女性。
研究指出，旨在廢除種姓等級制度的法律改革雖然改變了嫁妝的運作形式，卻未能撼動支撐嫁妝習俗的社會結構女性。
卡皮拉表示，嫁妝歷史上屬於儀式性的饋贈，用以補償男方家庭接納新娘女性。禁止之後，它演變為“勒索式的索取”——男方家庭根據種姓、階級、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漫天要價”。嫁妝由此變成一種與男孩經濟潛力掛鉤的“男性溢價”。一旦女方家庭無力滿足不斷加碼的要求，男方家庭便可能對新娘施以身心暴力作為報復。
儘管印度的婚姻習俗正在發生變化，人們結婚年齡推遲，傳統的包辦婚姻也逐漸減少，但父母仍然會提供嫁妝，因為他們擔心如果不給嫁妝，女兒就嫁不出去女性。這種觀念受到文化態度的強化，這種文化態度認為女性的價值低於男性。在女性和女孩被視為經濟負擔的背景下，嫁妝被視為一種旨在減輕這種負擔的禮物。但有些男性及其家人對最初收到的嫁妝並不滿意，之後便向妻子索要更多。
卡皮拉說：“眼下更緊迫的問題，不是反嫁妝法為何失效，而是這類殺戮為何不再像過去那樣引發成千上萬女性上街的集體悲憤女性。這種集體反應的消退並非偶然，而是有其內在的結構性原因。”
1999年女性，德里爆發了一場反對嫁妝的抗議活動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嫁妝相關的暴力事件曾掀起一波女權運動浪潮，反嫁妝抗議也成為印度獨立後婦女組織最早發起的群眾運動之一女性。
但研究發現，隨著嫁妝殺人案手法的變化，這種運動熱潮逐漸冷卻女性。七八十年代，新娘常被潑上煤油，偽裝成“意外”廚房火災而喪生。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石蠟和煤油在印度家庭中逐步淘汰，“廚房事故”的說辭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敵意的婆家便轉而逼迫年輕新娘自殺女性。
卡皮拉指出，這種轉變將公眾的抗議和悲憤引向了“私下的羞恥與哀傷”女性。這抑制了此前公眾的憤怒，因為“不可能為一個自尋短見的人發動抗議”。
位於安得拉邦卡達帕的一家女孩庇護所
研究還提到，選擇性墮胎作為一種規避未來債務的方式正日益普遍女性。援引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資料，全國兒童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平均每1000名男孩對應927名女孩，旁遮普邦某些地區甚至低至754名。
卡皮拉認為，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暴力行為，從根本上阻礙了公眾對這類謀殺進行集體抗爭女性。“據我觀察，無論屬於哪個階層或種姓，人們懷上女兒後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墮胎，”她說。“這造成了人口結構上的後果——女性數量減少，姐妹也變少了。”
這項研究的靈感來自謝巴·查奇的攝影展，她曾記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印度的婦女運動女性。卡皮拉驚訝地發現，如今的抗議活動似乎已變得遙不可及。“嫁妝習俗依然盛行，依然讓許多女性付出生命代價，但嫁妝致死事件卻不再引發任何政治討論或動員，這令人費解。”她說。
“女性個體或許會以其他方式表達對嫁妝致死的抗爭，”她說，“但要挑戰社會規範、進而形成團結的力量，卻十分不易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