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武松殺嫂故事是有關復仇的經典文學敘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法律。武松為兄長武大報仇，當眾殺死潘金蓮，贏得了百姓的同情，也為自己掙得了好漢的名號。當然，這只是道德評價，那麼，國家法又是如何審視武松行為的呢？其實，從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的下場，不難看出國家法律的立場。武松殺嫂的故事發生在北宋，下面，就讓我們在宋朝法律框架下，探討一下武松殺嫂行為的性質，以及為何連殺兩人的武松能夠免於一死的問題。
《荀子·正論》雲：“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法律。”當然，荀子“殺人者死”的說法只是一般原則，實際的情形要複雜得多。在中國古人的觀念中，同樣是殺人，也會有程度重輕、惡性大小的差異，不可不加區分，反映在刑律上，就有了“六殺”的罪名之制。以《宋刑統》為例，“六殺”分別是謀殺、故殺、鬥殺、誤殺、戲殺和過失殺，這是一個由重到輕的罪名體系，基本能夠囊括所有可能的殺人情形，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刑事立法的嚴謹和精巧。
那麼法律，武松殺嫂屬於“六殺”中的哪一種情況呢？
首先，誤殺、戲殺和過失殺很容易可以排除法律。《宋刑統·鬥訟律》規定：“諸鬥毆而誤殺傷旁人者，以鬥殺傷論；至死者，減一等。”又，“戲殺傷人者，謂以力共戲，因而殺傷人，減鬥罪二等。”至於過失殺傷，律典釋曰：“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屬。”可見，誤殺是指在鬥毆過程中行為人發生打擊錯誤，造成第三者的死亡；戲殺是在比賽、遊戲、打鬧過程中一方造成另一方死亡；過失殺是指由於某種人力之外的因素，一方的行為造成另一方的死亡。很明顯，武松殺嫂不屬於三者中的任何一種。
其次，武松殺嫂也不屬於鬥殺法律。關於鬥殺，《宋刑統·鬥訟律》規定：“鬥毆者，元無殺心，因相鬥毆而殺人者，絞。”可見，鬥殺需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殺人的故意；其二，客觀上存在鬥毆的行為。這兩點武松殺嫂顯然都不符合。注意，武松殺潘金蓮前有“扯開胸脯衣裳”的動作，有人認為這是武松在營造互毆假象，以為自己脫罪創造有利條件，其實這是對這一故事細節的過度解讀。且看武松殺人後對四家鄰舍的說辭：“今去縣裡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可知武松並無為自己脫罪的想法。真相是，扯開胸脯衣裳不過是為了方便剜取心臟，或許武松還有對潘金蓮進行“蕩婦羞辱”的用意。倒是武松殺西門慶有幾分鬥殺的影子，因為在武松割下西門慶頭顱之前，二人之間發生激烈的打鬥。然而，武松殺氣騰騰地尋到獅子樓，其要殺死西門慶的故意是顯而易見的，因而武松殺西門慶仍然不能構成鬥殺。進而言之，武松與西門慶之間其實不存在互毆，因為面對手提尖刀前來尋仇的武松，西門慶選擇武力對抗，那不過是正當防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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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刑統》書影
最後，武松殺嫂是謀殺而不是故殺法律。有觀點認為武松殺嫂是故殺，不是謀殺，理由是“二人對議”謂之“謀”。（李小威《從宋律“六殺”看武松殺嫂案》，載《人民法院報》2021年1月29日06版）實際上，謀殺並不要求行為主體為複數。《宋刑統·賊盜律》中明白規定：“謀殺人者，謂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殺不虛，雖獨一人，亦同二人謀法，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可見，一人也能構成謀殺，在這一點上，古今刑法並無不同。謀殺與故殺的本質區別在於，謀殺須為處心積慮，即有殺人預謀，而故殺則是“初無殺意”，即臨時起意。依此標準不難判定，武松構成謀殺罪，因為無論是殺潘金蓮還是殺西門慶，武松都是事先盤算好的，並且制定了詳盡的行動計劃。總之，武松殺嫂屬於謀殺，以國家法的視角觀之，其與潘金蓮毒死武大性質相同，正合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古老傳統。
復仇之舉的倫理正當性會沖淡其行為的違法犯罪屬性，當讀者與武松一道快意恩仇之際，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其行為的法律屬性法律。讀者也許不會意識到，與潘金蓮毒死武大類似，武松殺嫂還是一種性質較普通謀殺更惡劣的逆倫重罪，只因武松與潘金蓮之間存在特殊身份關係。中國古代立法者特別看重對親屬關係和家族倫理的保護，因而對親屬相犯尤其是以卑犯尊的行為加重治罪。體現在律典中，有所謂“十惡”重罪，其中的惡逆、不孝、不睦、內亂均為此而設。具體到本案，依五服制度，潘金蓮於武松屬小功尊長，這樣一來，武松殺嫂不僅是謀殺，而且構成了十惡中的“不睦”。《宋刑統·賊盜律》規定：“謀殺緦麻以上尊長，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依此規定，武松是要被處以斬刑的。
這樣說來，武松殺嫂不是普通的謀殺，是以卑犯尊的不睦犯罪，依法是要處以極刑的，可為何最終卻能免於死刑呢？這固然是因為武松殺人後有自首情節，更重要的是從縣官到府尹都同情武松的復仇行為，因而“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即把謀殺改成了鬥殺，這可以看作民間法對國家法的一種干預法律。
縣官和府尹的操作構成故出人罪，嚴格說來屬於枉法裁斷法律。那麼，武松殺嫂在國家法的座標系上是否有出罪的空間？答案是有的。武松殺嫂構成不睦，這是以武松和潘金蓮的叔嫂關係為前提的，可問題在於，潘金蓮毒死了武大，夫妻恩斷義絕，這就瓦解了潘金蓮和武松的親屬關係基礎。西漢景帝時有一個著名的子殺繼母案例，依漢律當認定為大逆重罪，太子劉徹提出意見：“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這提示我們，無論是繼母子的關係，還是叔嫂關係，都具有相對性，都會因其前提親屬關係的消滅而消滅。這樣一來，武松殺嫂又迴歸到普通的謀殺罪。
儘管“義絕”原則提供了理論上的出罪可能，但效果是有限的法律。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在本案的實際判決中，官員們並未採納這一路徑，而是選擇了更直接的“案情重述”。因此，武松的結局是古人在“天理、國法、人情”三者間妥協的產物。它既維護了法律“殺人者死”的表面權威，又透過精妙的司法技術滿足了社會對血親復仇的樸素期待，讓一個好漢得以存活，繼續在江湖中書寫他的傳奇。
（作者單位法律：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