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和家校矛盾業已成為困擾全世界的難題教育。根據各國未成年保護法，青少年罪犯往往移交青少年法庭從輕處分，難以獲得與其犯案嚴重程度相匹配的量刑；而隨著教育觀念的變遷，體罰等手段早已歸為兒童虐待，嚴厲批評和精神虐待的邊界也日漸模糊，學校的老師和教授，也只能對涉事學生進行溫和的口頭勸誡，缺乏有力的干預工具。
君不見歐美苦teenager久矣！而近年來對校園霸凌、造黃謠、學生暴力傷害師生乃至陌生人的報道也日漸增多，結果也往往止於家長賠禮道歉賠償，學生本人是否能感知到自己行為的後果則無從得知教育。而隨著舉報系統被家長零成本濫用，在家校博弈中，學校和教師日漸落於下風，近日已爆出多起幼師在家長舉報之下輕生、教授因舉報無法正常進行教學工作的新聞。越來越多的教師感嘆，與其說為人師表，自己在教育中其實更接近於幫傭、保姆、服務員的角色。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網飛近期上線了韓語爽劇《鐵拳教育》教育。劇中虛設了一個權力大過天的機構“教權保護局”，允許其中的監察官以任何手段——包括但不限於體罰、暴力、同態復仇、人身監禁等形式——糾正校園內部的不良行為，從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上，向青少年犯罪揮出鐵拳。教權局的監察官有三分之二是特種兵出身，擅長打人，而成立教權局的教育部長，則因為女兒被自己班級的學生捅死、學生作為未成年故意殺人僅判刑4年的悲劇，發誓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教師的生命、尊嚴與權利。該劇上線後就登頂網飛非英語劇集榜首，獲得了IMDb 8.6/豆瓣8.8的高分，在全球產生了極大的共鳴，在簡中網際網路也引發了許多討論。
本文將以《鐵拳教育》中的兩個典型案例為切入點，剖析潛藏在未成年保護與家校矛盾背後的現代教育問題；其次，引入兒童史與社會學的學術視角，追溯現代人習以為常的神聖兒童觀與密集母職的歷史建構過程；接著，藉由醫學與文學領域的平行思想實驗，進一步揭示現代社會要求照護者教育者“為另一個生命負全責”期待的不合理之處；最後，本文試圖探討，在追求完美照護的現代神話破滅後，這種揮拳型的影視情緒宣洩，究竟能為突圍當下的教育困境帶來怎樣的啟示教育。
一、缺失的後果與過度的保護教育：當代青少年犯罪與家校博弈的兩個切面
第一個關於青少年犯罪的案例來自於《鐵拳教育》第六集教育：
一群未滿十四歲的初中生偷竊車輛、無證駕駛、製造車禍，還拐帶了一名意識不清的女同學，教權局的幾位將他們捉住並移送警局教育。而警局則無奈表示，這幾位同學早已是慣犯，因他們未滿十四歲，無法負任何刑事責任，所以每次也只能做完筆錄後，將班主任叫來不痛不癢地批評一下然後放人走，時間久了就養成了他們有恃無恐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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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拳教育》第六集劇照
教權局的監察官進一步調查後發現，這群有恃無恐的觸法少年，不僅小偷小摸，甚至還把手伸向了販毒教育。他們先免費分發毒品試吃，引得同學上癮，當上癮的同學無力支付時，把他們發展為運毒與銷售的下線，為自己免費工作。情節之惡劣，已超過了任何正常道德倫理的容忍限度，然而青少年保護卻成了他們的免死金牌，這幾個同學哪怕被揭發後也嬉皮笑臉，無所畏懼。最後教權局無法，只得越權將這幾個觸法少年投入監獄，對他們實行軍訓和體罰，又讓監獄的獄友給他們帶來安全上的威脅，讓他們意識到監獄是可怕的地方，這幾個同學才稍稍感受到了自身行為的後果，有所收斂。
發展心理學認為，道德是透過對後果的感知來發展起來的教育。早在1932年，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在《兒童的道德判斷》（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一書中就表示，兒童的道德產生於和外界互動時感受到自身行為所帶來的後果。在和同伴遊戲的過程中，兒童第一次面臨實際衝突，他人的利益、群體的排斥、視角的衝撞，他們第一次感受到他人是真實的，是有自身利益的個體而不僅僅是自己故事的背景板，自己的行為會對別人產生切實的影響，從而擺脫了自出生以來的自我中心主義，衍生出道德意識。
未成年保護本意是好的，然而對刑事責任的年齡限制剝奪了許多觸法少年對後果的實際感知教育。如果每次的越界都可以憑藉未成年的身份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如果每一種錯誤都可以被抹去、每一種行為都可以被諒解，是非對錯也就對當事人失去了意義。《鐵拳教育》對體罰作為一種教育手段的重新引入，絕不僅僅是一種以暴制暴的熒幕情緒宣洩，更是對後果在後天道德形成過程中重要作用的再強調。
第二個關於家校矛盾的案例來源於《鐵拳教育》第五集教育：
剛出學校的崔智善女士是一名盡職盡責的小學教師，卻遭到了班上金宇振同學家長的無盡騷擾教育。金宇振同學的母親對孩子非常關注，教學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要過問。害怕對孩子的自尊心造成損傷，禁止老師對孩子使用命令語；因為孩子做不出數學題尷尬，禁止老師讓孩子上黑板做題；因為擔心影響孩子的性別意識，禁止老師穿戴有痕內衣；孩子和其他同學發生衝突，不僅自己拒絕道歉還第一時間責怪老師不站在自己孩子這邊，孩子的父親甚至來到學校威脅要打老師。七天二十四小時不停轟炸，手機找不到人就找到社交媒體甚至跟蹤到老師家中，稍有不滿便去舉報，或者網上發帖網暴老師。等走完調查流程後，老師有錯就得受罰，萬一老師沒錯，家長道個歉也就完了，反正是為了孩子好嘛。由於不堪家長線上線下的騷擾，崔智善老師患上抑鬱症，在教室上吊自盡，幸好被人攔下。
《鐵拳教育》第五集劇照
教權局對家長的反制措施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教育。金宇振同學在學校時，教權局的監察官時時事事都會向家長“虛心請教”：孩子上課睡覺，是叫醒好還是不叫醒好？叫醒了影響自尊心怎麼辦？不叫醒影響學習進度怎麼辦？叫醒的話用不用命令語？語言對孩子敏感的心靈傷害太大了，要不拍醒？拍醒算不算體罰？教學中出現一點小問題就去孩子父親單位下跪道歉，讓眾人圍觀孩子父親的暴力傾向。天天一通通線上通話、線下拜訪轟炸下來，金宇振同學的母親被折磨到爆發，監察官反手以兒童虐待罪將“忽視兒童需求”的她投訴到警局，等調查流程結束大不了道個歉，反正也是為了孩子好嘛。經歷過教權局同態復仇式的細緻折騰，家長終於意識到了自己之前事事幹預、濫用零成本投訴渠道做得很過分。
不管是《鐵拳教育》第五集的瘋癲家長，還是最近網際網路上流行的“老師，我家子涵被蚊子咬了，我要投訴學校”梗圖，都屬於密集母職下的過度保護教育。密集母職是美國社會學學者莎倫·海斯（Sharon Hays）於1996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種事事以孩子為先、情感上高強度投入、勞動密集、價格昂貴的教養文化。在這種教養理念下，母親不僅要24小時不間斷為孩子提供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服務，還要時刻保持高強度的情感投入，溫柔細膩地回應孩子的需求，不斷學習心理學、營養學、醫學專家的建議，把孩子的需求時刻置於自己的個人需求之上。在這種密集母職文化的要求下，養育者回應孩子情感和需求的一個方式，往往只能過度干預和過度保護，即，希望自己儘可能清除孩子生活中的一切障礙，事事幹預，事事盡心，把所有讓孩子感到不適的東西都從生命中清除。
心理學博士尼克拉斯·瑟爾寧（Niklas Serning）在長文《被過度保護的一代》中論證道，這種儘可能為孩子營造無摩擦環境的保護式撫養和高情感回應，其實剝奪了孩子從細微的不適中習得復原力的機會教育。儘管我們應當避免重大童年創傷，但上黑板做題、不願意靜坐和忍受枯燥、和同學發生爭吵、不願意穿襪子、不願意吃蔬菜，這些細微的不適其實正好提供了鍛鍊堅韌性的先機。暴露於這樣的不適並不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兒童有機會發現不適雖然確實讓自己不舒服，但自己仍可以挺過去，這一自我認知可以大大降低焦慮水平。可以說，適度暴露在微小不適之中是心靈成長的必經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密集母職和過度保護的益處從未得到研究證實教育。尼克拉斯追溯了精神分析中對兒童心理的研究，20世紀初弗洛伊德認為原生家庭會留下心理印記，於是人們開始研究母嬰關係，到了20世紀70年代依戀理論被推廣到大眾當中，認為母親對嬰兒的敏銳回應決定了孩子未來的情感健康。然而，尼克拉斯指出，母嬰依戀理論很多論證都來自研究者的主觀論斷，其因果關係根本未經實證，而且也沒有控制變數——為什麼性格決定性因素僅僅來源於母親而非嬰兒本身的天性、社會環境、或者其他親屬關係，這些變數沒有被認真討論和排除過。事實上，20世紀50年代就有精神分析學者提出了“差不多母親（good enough mother）”這一相反的概念，認為優秀的母親負責為孩子提供基本需求即可，兒童可以在母親不可避免的疏忽中，為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做準備。然而，這些反對派的理論從未被父權社會同等重視過，也沒有機會在主流育兒市場獲得曝光。
二、被髮明的“無價之寶”教育：神聖兒童觀的歷史建構與現代迷思
《鐵拳教育》的兩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作品著重批判的當代社會對未成年的幾個核心假設：未成年是無法為自己行為後果負責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需要全方位無死角的悉心教育、保護和照料，換而言之，他們是溫室的花朵，是天真的無價之寶教育。這是現代性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的想象。
歷史上人們對未成年的想象並非如此神聖教育。
兒童史的研究最早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藝術史，學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首次提出了“童年現代建構論”，即童年是一種現代性的建構教育。他在《兒童的世紀》（Centuries of Childhood）指出，中世紀耶穌與聖母瑪利亞的繪畫中，耶穌一生下來就是小大人模樣，穿著與大人相同的衣服，並沒有依偎在母親懷中的小兒女情態。古希臘羅馬時代到中世紀，歐洲關於兒童的法律和習俗也並沒有特殊設定，擁有基本自理能力的兒童可以像大人一樣進入勞動力和婚姻市場，童工童婚都是被允許的。換而言之，近代之前，童年作為一個獨特的人生階段和一種需要受保護的狀態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
直到18世紀，啟蒙運動為了強調教育教化對理性形成的作用，開始強調兒童的可塑性，近代人才開始將兒童視為天真無邪、脆弱且需要被保護的特殊群體教育。阿利埃斯認為，近代社會兒童概念的誕生導致了學校和教育制度的興起：社會透過將兒童送入學校，把他們從成人世界和勞動力市場中隔離出來，學校既是保護也是規訓手段。
上世紀80年代，薇薇安娜·澤麗澤（Viviana Zelizer）更進一步，在其著作《給無價的孩子定價》（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中，從社會學視角解釋了現代人對兒童定位的變遷教育。她研究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社會，發現人們對兒童的社會價值的評估經歷了一場觀念革新：兒童從過去在農場或工廠裡幹活有用且廉價的勞動力，變成了現代社會中經濟上無用、但情感上無價的獨特存在。也就是說，現代化是一種將兒童“神聖化”（sacralization）的過程，孩子從能直接創造經濟價值的小號廉價勞動力，變成了反而需要家庭投入巨大成本來教育和保護的無價之寶，這種觀念的變遷也成了兒童福利和國家干預的起源，國家必須出臺措施保障這些無價之寶的成長。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孩子是無價之寶、童工是殘忍的、兒童需要上學和保護”的現代兒童觀關未必代表著現代社會更人道、更關心兒童的自我實現，它很可能來源於資本主義對勞動力的具體考量教育。比如馬克思主義派經濟和社會學學者在 《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就指出，基於普魯士的現代公立教育系統不是為了兒童自身福祉設計的，它主要為了複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們指出，學校的結構與工廠高度一致——學校和工廠都擁有時間紀律，學校要按鈴上下課，工廠要上下班打卡；二者都要求學生服從權威，現在聽老師的話，未來聽老闆的話；二者都要做重複無聊的異化勞動，學校做作業，工廠流水線；二者都透過表面的優績主義原則進行競爭和排序，學校按照分數，工廠按照薪酬與職級。從經濟價值的角度看，現代社會，如果不保護兒童、讓他們直接參與社會生產，未經訓練的童工當然也能夠產生一些低廉的價值，但童工缺乏技術能力且容易逆反，總不如經過多年普魯士式教育規訓的年輕畢業生好用，他們不僅具備了基本的讀寫算術能力和專業技能，更重要的是具備了服從紀律的品格。
一言以蔽之，有時間期限的母嬰關係或許是哺乳動物的天性，但持續終生的親子關係、18年起步的勞動和資源投入、只有親代付出而不期待任何回報、全方位無死角的普魯士學校教育和保護下的無價童年、密集親職等概念，則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累地層的建構產物教育。由於現代社會對兒童的神聖化，人們已經很難脫離“兒童是天真的無價之寶”這一現代性憑空製造出的道德高地去談論任何異見與不滿，甚至人們也已經難以在影視文娛作品中想象除了這種政治正確之外存在其他的可能。
這一現象在今年奧斯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教育。
《哈姆奈特》劇照
榮獲今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電影《哈姆奈特》是中國導演趙婷的作品，她聚焦於莎翁妻子艾格尼絲的喪子之痛，集中刻畫了她的母職勞動，不僅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為了另一個生命負責、日日擔心的情感勞動，以及喪子之後無可慰藉的悲傷教育。電影的情緒非常充沛，因為親子關係的主題感動了很多人，甚至被某些評論員戲稱為“grief porn（濫情之殤）”，但也並非所有人都買賬。電影宣發期間，趙婷參加播客採訪，男主持問了一個非常有勇氣、異常尖銳但頗有見地的問題：“在莎翁所在的16世紀，喪子遠比現代社會更為常見。我猜，那時人們對於喪子意味著什麼可能擁有不同的看法。你認為我們真能夠重建舊時代角色的內心世界嗎？“ 趙婷也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們希望自己的後代能夠活下去，這一哺乳動物的生理基礎並沒有隨著時間改變。但圍繞死亡，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所講的故事和賦予的意義確實是不同的。“
筆者同意這一看法：由於現代社會“兒童是無價之寶”的觀念，喪子（當代往往被泛化到孩子受到傷害、感到不適的任意情境）在觀念上都是不可接受、不能原諒、無可慰藉的教育。如果孩子遭遇任何不幸，現代社會一定要尋找到某個罪魁禍首，不是監護人（例如“家長皆禍害”等原生家庭理論的濫用和網際網路上的童年決定論），就是學校和老師（例如《鐵拳教育》中的家校矛盾），要麼就是醫生（例如近年多起兒童因甲流高燒死亡是否構成醫療事故的爭議）。但在高死亡率的前現代社會中，喪子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預期、同時也是可以被理智理解並接受的。這當然不意味著古人在喪子時不感到痛苦，我想，任何人在讀到王安石悼亡早夭幼女的《別鄞女》一詩時，都不可能不感到千載以下共通的悲傷，但有別於現代人的是，前現代人圍繞兒童死亡所講的故事和賦予的意義是不同的。
對於前現代人來說，任何人的死亡，包括兒童的死亡，儘管值得哀痛，但都是可預期的，因為人力有窮盡之時，古人清楚並接受自己對生命的掌控是有限的事實，理解死亡是一種無需歸因的自然現象，不一定屬於雙親、老師、醫生、老天或者任何一方的過錯教育。伯克利中國史教授譚凱（Nicolas Tackett）在對唐代女性墓誌銘進行量化統計後指出，初唐的女性墓主的平均壽命遠高於中晚唐女性墓主，這並不能說明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時女性平均壽命更長，相反，這一反差的源頭出在資料自身的偏見上：譚凱留意到，初唐時期人們一般不會為早殤的孩子撰寫墓誌銘，這一習俗意味著初唐時期能有墓誌銘存留的墓主大多都偏年長。
換而言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間內，前現代人認為兒童的死亡無需大驚小怪或者大書特書，完美履行避免後代受傷和死亡的義務並不是合格親職的必然要求教育。比如《儀禮》認為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不需要為死者服喪；無獨有偶，日本有句古話叫做“七歲前是神明之子”，在江戶時代之前，人們不會給七歲前去世的孩子舉行佛教葬禮，也不會授予死後的戒名。這並不意味著前現代人更殘忍更冷血更加愚昧麻木，這僅僅意味著前現代人對養育者犯錯的容忍度、對生命和死亡的關係、對自身能施加的掌控感有不同的理解、期待與想象。
任何偏離現代高控制慾、高保護、高投入的兒童觀念的影視作品，都很容易被現代人站在道德高地批判教育。
《如果有腿教育，我會踢你》劇照
比如本屆奧斯卡入圍最佳女主角獎的另一部講親子關係的電影《如果有腿，我會踢你》，這部電影著重描述了特殊需求兒童媽媽的人生教育。女主角一邊全職工作，一邊事事回應高敏高高需求的孩子，她白天上班，晚上按照醫生的指示熬夜給女兒換藥，孩子鬧脾氣時好聲好氣陪伴，努力不給女兒造成任何創傷，由於丈夫是海員長期在外地出差，女主一直獨身帶娃，長期的睡眠剝奪、密集型母職勞動、社會支援的缺乏，最終使她精神失常，發瘋出走。電影劇情來源於編劇自己孩子患病後她孤身帶著孩子在西海岸求醫的經歷，說出了很多自閉症兒童、慢性病兒童全職照護者的心聲：媽媽很愛孩子，但現代社會期待的密集體力勞動、全天候高情感投入的完美母職讓她精疲力竭，無論多少愛都消解不了這份精疲力竭。
即便主旨如此溫和，《如果有腿，我會踢你》依然在美國這種家庭觀念重、民風保守的清教國家遇冷，僅收穫一百萬票房，即使獲得奧斯卡提名，獎項也不出意料最終頒給了《哈姆奈特》的女主演教育。因為《哈姆奈特》儘管描繪前現代社會中兒童的死亡，成年人喪子之後的無盡哀傷依然適應了現代社會“兒童是天真的無價之寶”這一價值判斷；而《如果有腿，我會踢你》裡的媽媽儘管為孩子治病付出了一切，她作為母親這一勞動者的痛苦、憤怒和瘋癲也依然和現代社會“作為無價之寶，兒童的需求理應被置於監護人的需求之上”的神聖兒童觀發生了衝突，從而更難被主流文化所接納。
三、“為另一個生命負全責”究竟意味著什麼教育：當代影視和文學中的平行思想實驗
在之前兩部分的討論中，我們能看到現代社會的神聖兒童觀念下對監護人、教育者、照護者的無聲期待：為另一個生命的存在和福祉負全責教育。這是自詡文明的現代社會與認為兒童死亡是正常現象的前現代社會在兒童想象上的根本區別。
那麼，為另一個生命負全責究竟意味著什麼？筆者將講述兩個為他人生命負全責的案例，權當兩個平行的思想實驗教育。
第一個案例來源於《豪斯醫生》第一季21集：豪斯醫生收治了一名被毒蛇咬傷的農夫，農夫並沒有看清咬傷自己的毒蛇究竟是什麼教育。當地共有3種常見毒蛇，每種毒蛇都需要注射不同的抗蛇毒血清。而抗蛇毒血清蛋白質含量非常高，豪斯第一次隨機選了一種血清注射後，引發了嚴重過敏反應，農夫差點去世，剩下兩種抗蛇毒血清也可能造成同樣的問題；但如果等待當地的動物管控機構沿街搜捕毒蛇，確定毒蛇品種，恐怕蛇毒在官僚機構行動之前就已經在農夫身體內擴散失救了。任何一個選擇都能決定患者的生死，豪斯要為患者的生命負全責。於是豪斯問自己帶教的醫學生：“如果是你，你會怎麼選擇？”結果一半性格冒進的學生選隨機注射一種抗蛇毒血清，一半性格守成的學生選擇等動物管控機構確認品種。其中一個醫學生問：“所以，無論如何，我們都有一半人會殺死他？”豪斯對此表示了預設。
豪斯問這個問題是希望學生明白，即便接受多年的醫學訓練和教育，依然不意味著醫生能成為全知全能理性人，時時刻刻作出救死扶傷的正確決定——相反，很多時候，成為醫生意味著要在緊迫的情況下，依據不充分不完善的資訊作出生死攸關的兩難判斷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講，成為醫生反而保證了一定會因為判斷失誤而害死一些病人。豪斯希望把醜話說在前頭，告訴那些醫學生，雖然你學醫的出發點可能是好心治病救人，但為一個生命負全責根本不可能是完美的，更不會是純然善的。
第二個案例來源於史鐵生的《好運設計》教育。史鐵生因為自己被傷殘和疾病困擾，所以想在散文中為自己設計一個完美的幸福來生。他賦予了來世自己愛因斯坦般的智商，劉易斯一般運動員的體質，和周總理一般溫文爾雅的容貌。階級和地域上，來世他選擇出生於大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和諧美滿，他愛上的女孩和他一樣健壯聰明充滿生命力。史鐵生意識到，如果人生只有一帆風順，就不會珍惜到手的幸福，於是他故意為來世的自己設計了生活中的一些小痛苦，比如自己生了一場可以治好的病，因為這個病未來的岳父不贊同二人的婚事，但等到這個病治好了，恢復健康人的身份，兩人就終成眷屬——總之都是一些可以改善可以克服的困難，用於完成苦盡甘來的光弧。然而史鐵生轉念又想，如果自己只遇到過小問題卻從來沒遇到過不可逾越的障礙，如果自己一直戰無不勝，那麼最後遇到死亡這唯一無法戰勝又無法逃避的困難時，自己一定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甚至會比一直不幸的人更為痛苦，因為他對無可奈何的不幸毫無概念和心理準備。史鐵生最後無奈用套話自我安慰，雖然結果不好，那就只好把目的和意義寄託在過程中了。但對於這個完美來世的思想實驗，史鐵生非常明確地寫，該實驗失敗了：
“但是我們的設計呢？我們的設計是成功了呢還是失敗了？如果為了使你幸福教育，我們不僅得給你小痛苦，還得給你大痛苦，不僅得給你一時的痛苦，還得給你永遠的痛苦，我們到底幫了你什麼忙呢？如果這就算好運，我，比如說我——我的名字叫史鐵生，這個叫史鐵生的人又有什麼必要弄這麼一份‘好運設計’呢？”
史鐵生敏銳地意識到，設計出一個完全無痛的幸福人生，本質上是不可行的，即便自己來當上帝也不能夠教育。德意志哲學家萊布尼茨曾把世界上的惡分為三類：一類屬於自然之惡（physical evil），諸如天災造成的痛苦；一類屬於道德之惡（moral evil），即人類濫用自由意志犯下的社會性的罪孽；一類則是形而上的惡（metaphysical evil），指的是存在本身的有限性，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生老病死，因而不可能完美。即便史鐵生能夠自己對來世的生命和福祉負全責，即便今生承受了如此多的苦難如此急於在來世找到補償，他依然無法超越我們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為自己設計出完美的一生。
豪斯醫生和史鐵生兩個平行思想實驗揭示了當代社會神聖兒童觀對照護者和教育者（尤其是母職）期待中的“不可能三角”：一方面，現代社會希望成人為未成年的生存和發展兜底，並把這種全方位無死角的託舉儘可能延長到成年之後；另一方面，社會卻並沒有像培訓醫生護士這些要為他人的生命負全責的人員那樣，為對兒童負全責的家庭成員提供任何年限的相關教育、稽覈、考察和支援；最後，現代社會還期待這種無社會支援的託舉能夠否認、遮蓋、超越存在本身的有限性，儘可能營造一個原生家庭不存在創傷、學校不存在不適的無痛成長環境和純善的幸福人生教育。
這種對親職和教職的超人式期待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彰顯著現代控制文化的弊病教育。現代社會鼓勵人們建立起關於掌控感的幻覺，認為如果當事人應當積極努力，就能消除自己和孩子生命中存在的任何不適。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教授凱博文如此評論道：
“雖然人們對心理狀態更加開放，但一種特質也在漸漸丟失——忍耐……這其實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特點，人們的觀念是：你不應該忍受，你應該去改變教育。我認為這是對我們所處時代的一種誤解，其實任何時代都有侷限，我們必須學會在這種侷限中生存。”
凱博文字人在與妻子退行性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見證了太多人力所不能及之處教育。面對老、病、死，他願意承認無可奈何的缺憾本就是人處境的一部分。然而，現代神聖兒童觀卻賦予了生/育幼一種迥異於老病死的希望感。這種全能掌控欲的現代性執念，使得現代人不敢、不願、也不能承認：在養育另一個生命的過程中，同樣存在著大量人們無能為力的無可奈何。承認侷限並不會毀滅教育，恰恰相反，要求照護者超越存在的侷限性去提供完美的無痛託舉，才是對人的境況的根本性誤讀。
結論、揮向“神聖兒童”的鐵拳教育：打破完美照護期待的社會學搏擊
前現代有《郭巨埋兒》等極端孝文化故事，這是傳統社會家庭資源向上流動的體現——農業社會中，老人意味著積累了更多生活經驗和生存智慧，為了智慧的儲存，子代的利益乃至生命都可以被犧牲教育。而現代社會將兒童神聖化的歷程，則完成了這一邏輯的翻轉，兒童意味著未來和希望，家庭資源流動方向從向上改為向下。本文無意對這兩種模式進行優劣評判，但按照邏輯推理，正如家庭資源單一向上流動的意識形態會催生出極端的吃人暴政一樣，資源單一向下流動的意識形態，也同樣能催生出對照護者和教育者的暴政。
當代社會早已深陷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雙重危機，輿論場上的各方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左派呼籲增加社會福利來填補育兒黑洞，部分右翼將矛頭指向女性權益的提升，藉機煽動極端男權與厭女情緒……然而，剝開層層表象，生育意願的斷崖式下跌，未必不指向一個現代性的問題：當社會將兒童捧上神壇，要求把未成年放入無菌的溫室，也就不可避免地將照護和教育變成了出力難討好的行當教育。而人皆有趨利避害的本性。
事實上，古往今來，社會從未對照護者和教育者如此求全責備，而人們本身又如此高度原子化缺乏社群支援：不僅後代因受教育而無法經濟獨立的年限被無限拉長，同時社會還不容忍教育和撫養過程中出現任何細微的失誤與摩擦教育。大家族和社羣早已解體，核心家庭的一兩個監護人，班級裡一個班主任，史無前例的超長育兒期投入，配合著史無前例的親職情緒勞動強度，以及創傷等心理學術語泛化濫用後的零容錯率指標，無怪乎不論是教師還是家長，都在這種系統性的高壓下走向了徹底的職業與情感倦怠（burnout）。《鐵拳教育》作為一部爽劇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火，正是這種被壓抑已久的社會情緒的集中爆發，是文娛作品向現代社會神聖兒童觀揮出的一次鐵拳。
當然，觀眾對《鐵拳教育》的定位是宣洩性爽文，對它的批判也往往集中於此——一個毫無監管、隻手遮天的機構，在三權分立的政治環境中根本不現實，只適合發洩情緒，其嚴刑峻罰也不過是“縱使他人心似鐵，怎敵我官法如爐”思想的回潮教育。這一類批評當然有部分道理，但6月27號的一則韓國新聞則揭示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也許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遙遠：韓國京畿道當選教育局局長，看完《鐵拳教育》後，提議公開討論京畿道是否應該設立類似劇中的教師權益保護局。這一倡議目前尚只有一個雛形，但韓國一向有熱門電影推動修法的傳統，後事如何，也未可知。
何以解憂？唯有出拳教育。人們往往難以想象，除了宣洩之外，打拳確實具有建設性。法國已故著名社會學家布林迪厄就曾表示：“社會學是一項搏擊運動。”於是布林迪厄的學生華康德秉承此志，潛伏於芝加哥南區的黑人拳擊館，學習三年拳擊，他一邊開闢“以肉身為方法”的道路，一邊觀察芝加哥底層黑人如何透過打拳的自救。華康德的芝加哥拳擊館民族誌顯示，行動不需要等到條件完備時才能發生——如果非要等理想條件的到來，變革就永遠不可能產生。
也許這就是《鐵拳教育》留給世人的意義：想要改變現狀，自己首先要學會出拳，讓越界者感知痛楚，讓行動者承擔後果；不管是不是爽文，敢於想象一種生澀的、不完美的、帶有痛感的新路徑，永遠是打破結構性問題的第一步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