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上海文藝出版社承辦的“新時代、新大眾、新寫作”魯迅文學獎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市作家協會大廳召開快遞。
值此第九屆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首次走出北京並永久落戶上海之際，本次研討會匯聚了多位魯迅文學獎資深評委、作家、詩人、評論家及出版界代表，圍繞文學與時代、文學與大眾、文學與寫作的關係展開了多維度、多層次的對話快遞。
一個“點到了穴位”的概念
“新大眾文藝”這個詞，近兩年在中國文學界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快遞。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是魯迅文學獎的資深評委，他在發言裡說了一句話：這個概念之所以被反覆討論，“不是哪個領導、哪個機構非得要求我們怎麼做”，而是因為它“點到了某個穴位上”，讓人覺得用它來解釋當下的很多文學現象是可行的。
閻晶明梳理了一條線索：五四新文學寫大眾，但沒有指望大眾來讀；延安時期的大眾文藝，才真正要求大眾既是描寫的物件、也是接受的物件；到了今天，網際網路讓“全民都是寫作者”成了現實，傳播方式、創作主體和欣賞趣味都發生了根本變化快遞。但他同時提醒，新大眾文藝讓“高原”更加遼闊，可“高峰”是不是更加高聳，還需要討論——專業作家仍然要承擔引領和示範的作用。
“新大眾”到底新在哪
這個“新”字，恰恰是討論中最容易引起分歧的地方快遞。資深評論家潘凱雄的發言很直接：如果一談“新大眾”就去找快遞小哥、家政大嬸，把大眾等同於某種職業身份，那是膚淺的。回望歷史，那些打著大眾旗號的文化實踐，留下的教訓並不少。“我們作為專業工作者，腦子裡面一定要保持清醒。”
作家尹學芸對這個話題有另一種親近感快遞。她說：“我覺得今天我可以認定一下，我就是新大眾。”她在區縣工作了大半輩子，一直是以業餘作者的心態寫作。她認同“新大眾文藝”這個提法是一個提醒，但她也說，無論標籤怎麼換，文學該乾的事不會變——“記錄時代脈搏，揭示世界問題，在時代洪流中關照個體的精神、靈魂、命運”。
詩人閻安是“新大眾文藝”概念的早期提出者之一快遞。他主動澄清了一個誤解：這個概念“不是階層概念和人設概念，而是處境概念”。在他看來，今天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被高度數智化、被高科技和媒介深度重塑的時代——快遞小哥是，坐在作協大廳裡的評委和作家也是。他以卡夫卡和卓別林為例，說真正具有開創性的文藝，從來不只是因為作者的出身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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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寫作不再是少數人的事
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魯敏從從業者的角度說了一個很實際的觀點：新大眾文藝這件事，不管你怎麼看，它已經成了當代文化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快遞。與其排斥，不如“順著這股風”爭取一點政策、空間和平臺，把文學的基本盤做大。她透露上海作協已經為新大眾寫作者辦了讀書班，“不看身份，只看文字”。
作家王蘇辛講了一個自己家裡的故事快遞。她母親五十八歲，她曾寄去楊本芬的書，覺得母親會有共鳴。結果母親並不喜歡——“她不想看自己經過的那些生活被別人再講一遍”，反而更愛讀凌叔華、張愛玲。王蘇辛說這件事讓她意識到一個問題：所謂的新大眾讀者，未必喜歡新大眾寫作，他們想要的可能是另外的東西。這個觀察讓在場不少人若有所思。
評論家來穎燕從“文學的門檻”切入這個話題快遞。她說素人寫作的可貴之處在於“未受汙損的感官”和“未受規訓的表達”，但她也強調，真正的寫作必須“不落俗套”，最終要落實到對個體美學經驗的珍惜與尊重——“不是用市井的語言塗幾筆就叫寫作”。
從《奧德賽》到《牛來》快遞，經典性在哪
作家李浩把話題拉到了一個更大的尺度上快遞。他談到諾蘭的電影《奧德賽》——這部改編自荷馬史詩的電影在全球引起廣泛討論，有人嫌它“沒有床和床戲，太乾燥了”，但李浩更關注的是諾蘭為什麼有意刪掉那些“活色生香”的東西。齊澤克評價這部電影“聚焦了奠基性的罪行，卻對這些罪行將奠基何種文明不置一詞”。李浩由此發問：在今天，我們能否寫出既具有偉大大眾性、又具有偉大經典性的作品？
評論家黃德海的回答更直接：不管提倡什麼概念，核心問題始終是“文化競爭力”快遞。他說了一句話，被不少人記住——“所有的提倡不如拿出一個好作品來有用。”
一個還在運轉中的過程
作家弋舟是《延河》雜誌的代表，這本雜誌最早提出了“新大眾文藝”的倡議快遞。他坦言，這個概念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五五”規劃綱要之後，他們作為提出者“多多少少有些被動”，甚至“尷尬”。但他也呼籲以包容的心態看待這件事——“先讓它運轉著，可能某種新的可能性也就發生了。”
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鄭理最後代表承辦方說了一句話：希望與各界繼續合作，為“新時代、新大眾、新寫作”推出更多優秀的作品快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