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為何“棄夫潛逃”? 司法口供中的抗戰時期普通女性

1943年夏,日佔時期的北平,李友勳與李楊氏夫婦二人居住在北平市內二區太平湖營房11號女性。34歲的丈夫李友勳做小生意,妻子李楊氏23歲,無業。戰時北平百業蕭條,為貼補家用,李楊氏幫鄰居劉福來撿廢紙。9月的一天,李友勳等到夜裡一點多鐘,妻子才回來,竟說是與劉福來一起看電影去了。李懷疑妻子與鄰居私通,很不滿,但也沒做什麼。又一日,收工後,劉福來送李楊氏回家,後據法庭口供記錄,二人當天在外面發生了關係。

轉年到1944年,隨著日軍節節敗退,北平城內愈加混亂,糧食匱乏,居民生活很艱難女性。劉福來與母親都勸說李楊氏,不如跟著劉福來回原籍生活。李楊氏決定“棄夫潛逃”。2月28日早8點,她與劉福來從北平前門外東車站坐火車,到通縣南關,在段家小店暫住。劉福來留下5元錢,回北平料理家事,說過一兩天就回通縣,帶她一起回老家。就在此時,李友勳報警尋妻,稱劉福來有嫌疑,警方在段家小店抓獲劉、李二人。1944年3月6日,北平偽地方檢察署以“通姦罪”起訴二人。

這是第一財經年度歷史圖書《棄夫潛逃:戰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中呈現的第一個案子女性。書中提到,當時的通姦罪屬“妨害婚姻家庭罪”類,該類罪名下還包括“誘拐”“重婚”等罪行。這個案件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多重面向,比如戰時社會不安定導致經濟衰敗、糧食緊缺、居民生活困難,以及婦女迫於生計違背道德準則和法律規定的行為,也呈現了巡警接到報案後處理相應案件的過程、由檢察署與地方法院依法裁定家庭糾紛的司法程式等。這一連串視角,反映了當時普通人的生活境況和可以做出的選擇,也能夠看到婦女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如何參與城市的商業、交通、娛樂,以及犯罪的邊界。

傳遞普通人的聲音

這本聚焦大城市普通人的書,雖是一部歷史學術著作,但它的內容鮮活,文字生動,講述了特殊時期底層婦女的生活困境和頑強努力女性。作者馬釗現為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中國近代歷史與文化副教授,他在20多年前開始接觸北京市檔案館的民國時期司法審判檔案,注意到其中眾多女性在法庭上的口供自述。

口供裡不僅有豐富的真實資訊,如姓名、家庭住址、家庭成員情況、職業、生計狀況等,一些地點至今尚存,還展現出了80多年前北京的城市社會、商業、基礎設施執行、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狀況女性

中譯本甫一上市,就吸引了多重讀者群體的關注:有人受書名吸引,想看看當時的女性如何在家庭與生活願景之間進行抉擇,有人對戰時社會的狀況有興趣,有人則想看看特殊時期的北京是怎樣的面貌女性

李楊氏這樣的北平普通婦女,當時面對的是活躍的“地下世界”,這引起了馬釗的強烈關注女性。在法規、行政、治安管理和男性主導的生活與職業秩序之外,大量非正式經濟活動、約定俗成的行為習慣、鄰里關係、家庭權力結構、非法關係和犯罪活動,共同構成了這個隱秘的“地下世界”,某種程度上也帶有一定反抗性。20世紀上半葉的城市管理者,則致力於透過改革“消除這個地下世界存在的政治模糊性、道德曖昧性和犯罪可能性”。但是,這些做法在戰時的艱難時勢中效果大打折扣,也不一定都是合理的。

當時的底層婦女依然在日常生活中不斷探索“灰色地帶”的生存手段女性。她們透過搬家、更換工作等方式,以各種新的嘗試面對公婆、丈夫、子女,面對其他親屬、朋友和大雜院中的鄰居。她們怎麼看待婚姻關係本身,如何考量結婚、再婚甚至冒險重婚,展現了來自普通人的強大生活力量。犯罪與否,雖有法條甄別,在後人眼中也不再那麼絕對,她們的口供中展示出的是生活願景和針對具體問題的判斷和選擇。

“過往精英階層受到的關注多,但是作為一個普通人,生活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能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和帝王將相有著遙遠的距離女性。他們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優勢,超出了普通人可以想象的空間,”馬釗說,“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是被頂層設計的結構所左右,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我覺得向下延伸去研究和寫作,是很有意義的。”

讓歷史寫作更接地氣

馬釗告訴第一財經,新書出版後,他在讀者反饋中收穫了很多驚喜女性。跨越了八九十年的時間,有的讀者依然感到自己能與書中的女性產生共鳴,有的讀者則關注兩性社會結構的歷史演變,關心城市底層社會的主動言說。

“刑事檔案裡面的故事活色生香女性。大概在2005年,北京的城市建設已經大規模展開,拆遷區很多,但是我在老的街區裡還是能看到民國時候留下的藍色門牌。透過案卷中的供述,甚至能完整復原一個個主人公的行動範圍——去哪裡買菜,去哪裡看電影,與鄰居之間隔著多遠的距離。很多地方至今還可以看到。”馬釗表示,這樣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也讓他感到很享受。

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學術交流活動中,馬釗回憶,當年為美國學者瑪麗·萊恩教授的著作《性別的奧秘:美國曆史中的女性與男性》擔任研究助手的經歷,對自己的影響很大女性。萊恩研究美國婦女與公共生活之間的密切關係,在協助其工作期間,他讀到的大量歐美城市史與性別史文獻,也啟發了自己的思維。

美國婦女史專家勞瑞爾·烏立奇在《接生婆的傳奇:瑪莎·巴拉德日記中的人生,1785-1812》一書中,使用了接生婆巴拉德在50~77歲寫下的日記,裡面事無鉅細,記載了18世紀的豐富社會細節女性。同樣,當馬釗透過查閱400餘件刑事審判案卷,有幸“結識”700餘位婦女之後,20世紀40年代北平普通婦女在法官面前陳述的日常生活,便顯得活靈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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