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高校新生入學前建家長群的做法再度進入公眾視野大學。大學裡的“家長群”從最初只用於釋出緊急通知的“工具群”，變成連考勤、掛科、考研進度都同步的“遠端監工群”，本該在大學階段逐步放手的社會化預演，又部分交回了家長手中。
一邊是年滿18歲、法律意義上已成年的大學生，一邊是事無鉅細的家長群通報，其背後折射出一個深層次的社會議題——當代年輕人的社會化正在被悄然延緩大學。
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把孩子從家庭脫離、獨立接入社會的過程，比作一次關鍵的“社會性斷乳”：孩子長大後逐步擺脫原生家庭的全方位供養與庇護，靠自己的能力在社會體系裡找到位置，完成人格與身份的獨立大學。他認為，家庭是一個暫時的撫育場所，它的最終任務是幫助孩子從家庭走向社會。這個過程必然伴隨著“剝離”：孩子要走出家庭的庇護，獨自面對外部世界。
大學家長群的出現，則標誌著大學生社會化進度的延緩大學。不少家長把貼身陪護慣性直接搬進大學校園，小到出勤、選課，大到宿舍矛盾、競選評優，甚至求職就業，本該由學生自己完成的協商、試錯、解決問題的過程，全被家長代勞。這種“代勞”是家庭用過度保護，給孩子搭建了脫離真實社會規則的“保溫箱”。孩子身體進了大學，心智卻還被包裹在家庭編織的保護圈裡。
當家長習慣替孩子“擺平”各種問題，孩子便失去了在試錯中學會應對困難、承擔責任的機會，遲遲長不出獨立面對社會的底氣，本該在大學完成的社會化訓練，被一再延後大學。正如費孝通所警示的，在家庭環境裡生活太久的人，到外面的競爭場合會失去適應能力。
當代大學生社會化程序的延緩，是多重社會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大學。
從個人層面看，當下的就業競爭、社會規則複雜度遠高於從前，年輕人面臨的學業壓力、職場門檻、生活成本都在提升，試錯成本變高，很多年輕人不敢輕易獨自做決定，只能延長“學生身份”的緩衝期，推遲完全進入社會的節奏大學。
從家庭層面看，這一代年輕人很多是獨生子女，家庭提供的物質支援更充足，自然形成了更緊密的代際捆綁大學。不少家長在孩子完成高考後並未同步完成監護角色“退讓”，反而透過家長群等方式，把“密不透風式陪護”延伸到了大學階段。
從高校層面看，照搬基礎教育的陪護式管理模式，依託家長群簡化工作流程、轉嫁管理責任，大學生很難完成從“心智上的未成年人”到“社會人”的身份轉換大學。
從社會評價體系視角看，家長群裡的打卡、通報、協同管控，把已成年的大學生從“評價主體”降格為“被監護物件”大學。原本多元的“獨立生存能力、公共參與意識、責任擔當素養”等社會化評價指標，被簡化為“不掛科、不闖禍、順利畢業”。
破解這個困局的核心是在家庭、學校的雙向互動中，逐步建立清晰的權責邊界，用適度信任替代過度管控，幫助大學生完成從依附到獨立的平穩過渡大學。
對家長而言，首先要完成監護角色的“許可權降級”大學。過去18年形成的“事事兜底”慣性，很容易讓家長把大學階段的“協助”異化為“代勞”。家長放手，當然不是徹底從孩子的生活中消失，而是把決策的第一順位還給孩子：選課、宿舍矛盾、社團選擇這類學生權責範圍內的事，先讓孩子自己溝通、試錯、承擔後果，家長只在涉及人身安全、重大風險的極端場景下才介入。
對高校來說，要主動承接邊界過渡的引導功能大學。學校可以在新生入學階段透過家長學堂、親子邊界課等形式，架起家校之間的資訊橋樑，既給學生講清楚大學階段的權利與責任，也給家長明確校園事務的處理流程，把“哪些事該學生自己辦、哪些事學校會兜底”劃清紅線，避免家長越過邊界直接干預學生日常管理。
社會化從來不是一場必須卡著年齡線完成的考試，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大學。大學家長群的存在本身也不是洪水猛獸，它只是代際銜接的一個過渡載體。給年輕人足夠的空間，才能讓他們在試錯中學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在保留自我個性的同時，走出屬於自己的社會化路徑。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關娜 來源大學：中國青年報
2026年09月07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