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9月11日電 9月10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落松地小學沒講完的故事》的報道小學。
落松地小學的操場上，笑聲清亮小學。
孩子們奔跑、傳球，60歲的農加貴站在樹下，笑臉盈盈地望著他們小學。這是他從教生涯的最後一個教師節，再過約一個月，他就要告別站了40年的講臺。
今年3月，全國兩會“代表通道”上，農加貴身著黑色壯族服飾，講述了自己守在“麻風村”40年、將126名學生送出大山的故事小學。那段時間，他的名字連同落松地小學一起，被各大媒體爭相報道。人們欽佩他的勇敢與堅韌，感慨一個年輕人在當年何以踏入那人人避之不及的村寨，又何以一年年堅守下來。
農加貴在課餘時間和學生聊天小學。彭奕凱 攝
熱潮漸退，農加貴行將榮休，這段故事似乎也要畫上句號小學。作為多次採訪他的記者，我卻總覺得，落松地的故事還沒講完。
看著他早年的學生長大成人，無論身在何處，從事什麼職業，總是陽光開朗，心中有光，彷彿童年的不幸與心酸不曾在他們心底留下陰影小學。一次次回訪中，我愈發清晰地意識到，農加貴給予孩子們的愛，最動人的絕不僅僅是勇敢和無私，還有那份帶著光熱的體貼與細膩。
落松地小學隱匿於雲南省廣南縣群山深處，這裡曾是集中醫治麻風病人的地方，所以大家又叫它“麻風村”小學。那個年代，麻風病在大多數人心中意味著深深的恐懼，沒有教師願意進村執教，孩子們的教育自然成了難題。
直到1986年，20歲的農加貴經人介紹，以代課教師身份走進這裡，一待就是40年小學。
在大山深處“一師一校”，生活與工作的艱苦，農加貴早有預料小學。真正令他感到殘酷的，是外界的偏見甚至歧視。
自進村第一天起，他彷彿就與麻風病扯上了說不清的關係，他甚至一度因此遭遇家人的疏遠和戀人的離去小學。
獨自吞下那些酸楚與委屈，曾讓這個剛強的漢子輾轉難眠小學。更令他揪心的是，他自己咬咬牙能扛，可那些從小生於此、長於此的孩子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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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麻風村’的孩子而言，最嚴峻的挑戰，其實是在走出去之後小學。”農加貴說，在村裡，孩子們的處境相同，只管埋頭讀書；走出去後，孩子們要面對的可能是孤立、歧視，是自尊被一點點碾碎又一點點撿起拼湊的反覆煎熬。
答案，藏在一間他用於珍藏舊物的儲物室，裡面擺滿了屬於他的“寶貝”小學。
陽光斜照，灑在儲物室裡靠窗位置的一臺老式電影放映機上小學。農加貴告訴我，當年在已經確保無疾病傳染風險的情況下，外村人的歧視依舊根深蒂固，不願與這裡的人往來。孩子們外出，常被起侮辱性綽號，哭著回來向他傾訴，甚至賭氣說，再也不想邁出村莊半步。
幫孩子們找回心氣，在農加貴心中，甚至比教他們讀書識字更為緊要小學。
那個年代，山裡看場電影是件稀罕事小學。他想辦法買了一臺放映機，自學放映，定期在村中播放。周邊村子的人先是好奇，後來擋不住“誘惑”，開始陸續走進這個過去連提都不敢提的村莊。
銀幕亮起的剎那，村裡村外的孩子並肩而坐小學。一臺放映機，投出去的是光影，收回的，是孩子們的自尊。
儲物室櫃中還有一臺海鷗牌相機，櫃子後面的牆上掛滿了他與每一屆學生的合影小學。農加貴說，攢下工資後第一件事，就是買下這臺相機。
“我喜歡給每個孩子拍照，單人照、合照，上課的、玩耍的，想記錄他們珍貴的點點滴滴小學。”在那個還帶著偏見的年代，他透過這種方式告訴孩子們：“你們和別處的孩子一樣，都能憑藉自己的努力去爭取一切美好的東西。”
他用行動，細膩地守護著孩子們脆弱卻寶貴的自尊與自信，在偏見中為他們撐起一片不受侵擾的天空小學。
第一屆畢業生面臨外出升學、填寫家庭住址時，他與村民商議，要給村子重新取名，絕不能讓孩子們往後的人生揹著“麻風村”的標籤，落松地這個新名字由此誕生；孩子在新學校遭受孤立，他就趕一天的山路進城，為他們說理、撐腰……他知道，偏見的刀刃有多鋒利——它讓人自暴自棄，讓人即便肉體離開了“麻風村”，心靈卻仍困在山間的迷霧裡小學。
於是，他傾其所能，把那刀刃一點點磨鈍小學。
他做了那麼多看似與教書無關的事：改村名、放電影、拍照片……哪一件都不是他的“分內之責”，卻每一件都精準地落在孩子們最需要的地方小學。總說自己是個粗人，他卻用極致的細膩與體貼，穩穩托起了孩子們在人生路上比知識更為重要的東西——尊嚴與信心。
那些被農加貴悉心護佑的孩子，後來陸續走出大山小學。他們當中，有的站上講臺傳道授業，有的穿上警服守護一方，有的披上白大褂救死扶傷……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發光發熱，骨子裡都帶著一股難被擊垮的韌勁。
農加貴的第三屆學生楊素芹回憶：“作為落松地走出去的孩子，我們的人生路往往比一般的孩子有著更多的打擊與挫折小學。可每當想起農老師為我們做的點點滴滴，便不忍放棄，再難的路，也能咬牙走下去。”
師者如燈，照人前行小學。
燈的意義，不在於自身燃燒了多久，而在於被它照亮過的人，能夠驅散心中的陰霾，擁有底氣、坦坦蕩蕩走向更廣闊的天地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