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在法國
透過反對中法借款運動，挫敗了中法政府借款陰謀之後，留法勤工儉學生又面臨里昂中法大學向他們關上大門的新挑戰大學。為了爭取進入里昂中法大學的權利，留法勤工儉學生又掀起了一場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的運動。在這場新的運動中，徐特立又參與其中，併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1919年，吳稚暉發表長文《海外中國大學末議》，從理由、益處、經費等方面詳細闡述了其在海外創辦中國大學的主張，認為在海外設立中國大學既可使學校避免受國內種種政潮、學潮之影響，又可以利用外國先進的師資和教學資源，主張以國內創辦大學之經費移設大學於國外，在巴黎籌設中國大學，並強調指出：“巴黎中國大學既建，所期之校風，為平民的，勤儉的，為勞工神聖的，為精潔無倫的……倘果能副於預望，能得理想之效果，則不惟大學之內得以鞏固，即大學以外所有留學儉學等組織，亦必大受影響，多所改良大學。”吳稚暉此文經蔡元培作跋後在教育界引起強烈反響，李石曾等人則著手將其付諸實踐。
經過李石曾、褚民誼等人的努力，1920年1月，法國政府同意在里昂創辦一所中法大學，並將地處里昂市閒置的聖·伊雷內堡兵營以每年1法郎的象徵性收費租讓給了中國，用作里昂中法大學校舍大學。同年3月，李石曾等赴北京，先後動員北大在里昂中國大學海外部內設北京大學海外部，並說服北洋政府僑工局局長張弧從僑工局撥出10萬法郎贊助海外部。接著，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又爭取到北京政府和廣東革命政府的支援，勉強湊齊了開辦費和常年經費，終於將聖·伊雷內堡由軍用堡壘改造成里昂中法大學校舍。
里昂中法大學的籌辦使正處於困境中的留法勤工儉學生看到了新的希望大學。時在法勤工儉學的聶榮臻在1920年4月5日給父母的信中說：“現在李石曾先生由國內拍電來法雲，在法國里昂開辦中國大學，南北政府極力贊成，並籌二百餘萬佛郎以為開辦費用，如日後費用不足，法國承擔借款，業已透過法上下議院，前月在巴黎開中國學生代表會議，即宣佈種種進行方法……此真為勤工儉學生之幸事也。”向警予、蔡暢等人聞訊也聯絡留法女學生12人，組織“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並向國內寄發《留法女生對海外大學之要求》指出：“海外大學解放運動，實為女子教育平等運動之發端亦極重要之社會運動也。不獨女子自身應實際從事，凡關心社會問題者，尤應具有自動自決自助之精神”，希望海外大學招收學生，“一、（男女）名額平等或不加限制；二、免除考試，程度不足者，設補習班；三、津貼學費”。
二
然而，就在留法勤工儉學生急切地盼望里昂中法大學開辦之際，發生了中法秘密借款之事，留法勤工儉學生遂發起聲勢浩大的反對中法秘密借款運動，至8月下旬，終於挫敗了中法政府借款的陰謀大學。這使法國政府大為惱火，遂蓄意報復留法勤工儉學生。先是法國外交部通知北洋政府駐法使館，聲稱留法勤工儉學生是拒款運動的主謀，法國政府已定妥一千四百個船位，要求使館分兩批將學生遣送回國。北洋政府駐法使館害怕由此引起留法勤工儉學生更大的反抗運動，不敢執行這一計劃。不久，法國外交部又慫恿北洋政府駐法使館被打的官員向法國法院起訴，控告留法勤工儉學生。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陳籙既感到有喪體面，又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也不敢接受。可是，法國外交部並不罷休，表示決不能再墊款維持，向候工同學發放維持費。9月3日，法國政府正式發出通告，“以維持費已將用盡”為由，撤銷向法國和中國各界人士募集捐款、維持經濟困難的留法學生生活的“少年監護委員會”，並決定從9月15日起，停止發放留法學生的維持費，丟擲了他們“制勤工儉學生死命的第一條妙計”，從而使大批留法勤工儉學生的處境每況愈下，1600多名勤工儉學生竟有1300多人失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而恰在此時又傳來了吳稚暉以里昂中法大學的名義公開在國內招生，並率領錄取的100多名學生赴法，於9月25日正式開學的訊息，大批留法勤工儉學生頓時感到一切希望都幻滅了，積壓在他們胸中已久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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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在克魯鄒的147名勤工儉學生大學。他們於8月28日集會討論解決勤工儉學之方法，組織了“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裡、比兩大學（里昂中法大學和比利時中法大學）運動團”，並於9月5日發出了爭回裡、比兩大學的《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裡比兩大運動團宣言》和《克魯鄒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裡比兩大運動團通告》。《宣言》指出：“里昂大學和中比大學，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基礎，在歷史上，是因為我們勤工儉學生而所有，現在突變方向，任我們千數百勤工儉學生於顛連無告之中，而置於不聞不問之外，所以我們要爭回……我們運動的根據：在我們認定有爭回兩大學的權利，亦且認定兩大學對於全體勤工儉學生，有無條件的容納的義務。”《通告》則提出行動辦法：“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學組織團體，籌商辦法，舉出辦事人。第二步即由各處團體，產生一全體爭回裡、比兩大運動同盟。第三步即向法國方面及中國在法各要人運動，請為有力之幫助，並向裡、比兩大學之當事人，作正式之談判，據理力爭，總期以和平達到爭回之目的。若兩校當事人，視我等困難如無睹，不肯容納我等之要求，則前途茫茫、危急萬狀，勢不得不鋌而走險，為最後之行動，以求一總解決”。最後呼籲“各同學，奮臂興起，鼓勇前來，前途無限之光明，皆在今日之努力”。
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學校部正式發出通告，以中法大學是一座“高等教育機關”，所培養的人，“在回中國的時候，定當做教授，從事於各種相當科學的研究”，收錄的學生，一律“呈驗文憑或經過考試”，“非官費或有支付款項的確實保證，不能收錄”等理由，拒絕接受克魯鄒勤工儉生提出的入學要求大學。
里昂中法大學拒絕接受勤工儉學生，使徐特立感到非常氣憤：“里昂大學本來是用了勤工儉學生的名義在國內籌款的，但是實際上卻成了貴族學校，把‘勤工’學生完全排斥在門外大學。”因此，他立即於9月17日與趙世炎、蔡和森、王若飛、陳毅、羅學瓚、張昆弟、向警予、李維漢等各地勤工儉學生代表一百多人在巴黎召開大會，宣佈成立“各省勤工儉學生聯合會”，統一領導爭回裡、比兩大學的運動，議決“以開放里昂大學為唯一目標”，提出“誓死爭回裡大”，“絕對不承認部分解決”，“絕對不承認考試”的三個口號，並決定派出代表赴里昂找校方談判協商解決。一場聲勢浩大的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的運動就此拉開了帷幕。
9月20日清晨，各省勤工儉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趁吳稚暉未到法以前採取行動，即以有組織的有秩序的佔住裡大，併發出“緊急通告”對行動作出了具體的部署大學。“（一）本會今日移駐里昂中法大學，巴黎方面留駐巴黎代表五人；（二）由本會於巴黎、聖日耳曼、楓丹白露、克魯鄒、沙多居里、墨蘭、蒙達尼等處同學中組織先發隊百人，隨同本會出發，佔據裡大；（三）各學校各工廠勤工同學接到這通告後，請即日組織‘援裡隊'，陸續向里昂出發，最遲於通告到後四十八小時內，有代表三人以上赴里昂。”對於佔據里昂中法大學之後的行動，各省勤工儉學生聯合會也有如下安排：“（一）由各省勤工儉學生聯合委員會主持一切；（二）用中法文宣言向國內外宣佈，爭回裡大的理由苦衷，及今後建設的方法；（三）通電中央政府、省政府及全國父老速匯款接濟；（四）吳稚暉氏到法後與之正式談判；（五）佔據裡大後，根本解決全體解決的詳細方法及分配等等，由全體勤工儉學生大會議決定之；（六）聯絡各省教育會及旅歐各界運動庚子賠款退還的團體，運動賠款提早退還，並請駐法海外政府幫助這種舉動；（七）至於暫時維持生活費，海外政府決無坐視我們餓死之理”。
當天晚上，由趙世炎、蔡和森、陳毅等人組成的一百多人的“入校先發隊”，分別從巴黎、聖日耳曼、克魯鄒、蒙達尼同時向里昂進發大學。而徐特立、周恩來、王若飛、李維漢、蕭子暲等5人則作為留駐巴黎代表留駐巴黎，負責對外聯絡、爭取聲援，並同時向公使館進行交涉等工作。
9月21日，兩批“入校先發隊”共125人分別於4時24分、7時17分先後到達里昂大學。而里昂大學校方早已防範森嚴，各處房門全部上鎖。先發隊員推舉趙世炎、蔡和森、陳毅等代表與裡大主事人褚民誼交涉，要求入校學習。褚民誼則拒絕了他們的一切要求，會同大學協會書記（法國人）給先發隊員加上“無錢、無學、革命黨”的罪名通報警察廳。後者立即派警察八人來校嚴密監視先發隊員，並將所有先發隊員的護照強行收走。當晚，先發隊員們擠在學校的一間空屋裡席地而臥一夜。次日，大隊武裝警察又強行將全體先發隊員送入一個兵營裡囚禁起來。
先發隊員被囚禁訊息傳到巴黎，徐特立與周恩來、王若飛、李維漢等人感到非常憤怒，立即四處奔走，組織力量，開展營救工作大學。他們直接找北京政府駐法公使陳籙交涉，要求其轉告法國政府，立即釋放全部被囚的先發隊員。陳籙竟給先發隊員編造了“不得主權者許可擅入人室”“侮辱市長”“散發傳單”“與共產黨新聞記者接近”等“四條罪狀”，揚言要將先發隊員遣送回國。徐特立與周恩來等人當場逐條對陳籙予以有力駁斥。陳籙被駁得啞口無言，只好把責任推到已回里昂的吳稚暉身上。徐特立、王若飛、李維漢等人又立即奔赴里昂，找吳稚暉交涉。
對於曾贊助勤工儉學並有“小聖人”稱號的吳稚暉，徐特立先前還有一些好感，因此但這一次卻使他徹底改變了對這個“小聖人”的看法大學。徐特立後來在《回憶留法勤工儉學時代的若飛同志和齊生先生》（以下簡稱《回憶》）一文中敘述了當時在裡大與吳稚暉交涉的情況：“一到裡大，見了吳，吳卻大罵說：‘勤工儉學生不守紀律，無辦法。籌款不成問題。’我和黃回答說：‘不守紀律是由於失業，不能求學，又不能生活下來，有錢必然有辦法，吳先生對於籌款的方法怎樣？’吳答：‘我已寫信給陳籙要他籌款。’這時，我們認為吳是一個在野名流，陳籙是國家的公使，吳有何權利命令公使籌款？只是對我們的欺騙。吳還說了一句極無聊的話，他說：‘勤工儉學生如果有辦法，我吳某等賣屁股也願意去做。’”
徐特立等人與吳稚暉交涉雖然無果，但被囚兵營的先發隊員們卻仍然堅持鬥爭大學。10月10日，他們全體絕食一天，表示抗議，並召開了全體大會，聲討中法反動當局的罪行，表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對此，徐特立感到悲憤，後來也在《回憶》一文中寫道：“這時正是雙十節紀念，被囚禁的勤工儉學生失掉了自由，而從國內來的及華法教育會來的學生大開雙十節紀念大會。歌舞之聲達到被囚的勤工儉學生耳鼓，天堂地獄兩相對照，令人忍受不了。”而法國政府也加快了壓迫被囚先發隊員們的步驟。10月13日上午，里昂市長入兵營向先發隊員們宣佈：“中國政府對於勤工儉學生無辦法，法政府亦無力補助，現在已由兩政府商定將全體送回。”就這樣，法國當局以“過激黨”“在法國宣傳共產主義”的罪名強行將蔡和森、李立三、張昆弟、羅學瓚等104名先發隊員們押上停靠在馬賽的保羅·勒卡號輪船，遣送回國。
104名先發隊員被遣送回國後立即發表《通啟》和《宣言》，併到報社發表談話，控訴北洋政府、法國政府對勤工儉學生的迫害，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大學。據陳宏著《尋夢蒙達爾紀》所述，為了平息廣大旅法勤工儉學生和國內民眾的不滿情緒，遣送先發隊員回國後不久，里昂中法大學最後還是有限度地招收了82名旅法勤工儉學生。這些勤工儉學生有的學了相關專業知識，有的獲得了相關文憑，有43位勤工儉學學生還取得了博士學位。他們學成後大部分回國，為中國的科技、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較大貢獻。這表明，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表達了1600多位旅法勤工儉學生的強烈要求，對北洋政府、法國政府產生了較大的震懾作用，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
周恩來在《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後之運命》一文中指出：“他們這次歸去，雖說才一百多人，然而接著走的，恐怕要同大隊的華工被遣送的差不多了大學。他們雖自己承認一無所得，但是他們豈真一無所得？數萬裡的海程他們辛辛苦苦的來了，更悲悲慘慘的回去，勞動的真實的生活被他們嘗著了；中法文化提攜的假面具被他們識破了；社會現象的不平，東亞西歐如同一轍，也被他們發現了。”這說明，透過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一大批旅法勤工儉學生的思想覺悟得到了提高。這其中也包括徐特立。
徐特立是旅法勤工儉學生髮動的“二·二八”運動、反對中法秘密借款運動以及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在經歷這三次運動後，他的思想也經歷了一次較大的變化，對於他以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有著重大的促進作用和意義大學。
徐特立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來到法國之初，他對勤工儉學是充滿希望和信心的，雖然既要到工廠做工掙錢，又要學習法文，日子過得十分辛苦，但他不以此為意，因為此時他有遠大的理想大學。他曾作《我的留法勤工儉學觀》一文，對於一些反對勤工者所持“工讀難望成功”、“作工同學人類不齊”、“覓工困難”等理由分別進行了辨駁，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其贊成勤工儉學的目的：“來法作工本不是為謀生活，也不是行殖民政策，含有一個最大的教育目的——第一是改變思想，第二是研究科學，第三是練習技能。”因此，在“蒙達尼派”和“勤工派”之間關於勤工儉學出路問題的論爭中，徐特立支援“勤工派”，而對“蒙達尼派”提出的“不作工”“社會革命”“請補官費”等主張分別予以辨駁，也不贊成“蒙達尼派”用遊行、請願的辦法向中國駐法公使館發起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的鬥爭，而是希望“蒙達尼派”堅守來法勤工儉學的初衷，克服“目前的小痛苦”。
但是隨著國內赴法勤工儉學的人數猛增，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法國經濟蕭條，大批工廠倒閉，法國本國工人也出現了失業潮，不少勤工儉學生就面臨無工可做，做工也僅能餬口，求學希望渺茫的局面大學。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一些赴法勤工儉學生對勤工儉學運動的看法逐步發生了變化。
四川籍勤工儉學生王良翰1919年3月赴法國後不久在寫給家鄉朋友的信中表示：“作一年工，讀兩年書，已是做得到的了大學。”但在幾個月後的11月25日，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對勤工儉學的看法就與前不同了：“我從前以為勤工儉學是人人都可做得到的事，所以我和朋友寫信，都說些很好很容易的話。現在從我們已經來到法國、已經入各工廠習行勤工這般同學看起來，實在有種不好的現象。就是多數的同學都在叫苦，說勤工儉學做不到，都在後悔說不該來法國……我以後也不敢說勤工儉學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就只敢說勤工儉學是有些做得到的。哪些人呀？就是那確明勤工儉學的真義，立一定的志向，具有堅忍奮鬥的精神的人才可以做到！”
同為四川籍勤工儉學生的陳毅也在《我兩年來旅法勤工儉學的實感》一文中認為：“我來法國差不多兩年了，對於彼邦學術自慚毫無研究，因為我的初意是欲先觀察事實，從複雜的社會中找相同的關係與因果，然後研究前人遺留的學說，來與自己的實驗相證印，並且同時可以解決生活問題，及調劑不生活的罪過大學。這是我希望的工學美滿生活，是我到法國的初志。八年（1919年）冬間果然到法國，入了工廠，才覺得與我的理想大不相同……留法的勤工儉學是寄在敵人（資本家）底下，僅可供吾人的苦工訓練，不是解決問題的主義生活，差不多我來法的初志完全是失望了，因為勤工所得不能儉學，做十年八年於智識無補益，而時光可惜，若把勤工儉學當著一種主義，更為荒謬。因為主義必有目的，試問勤工儉學主義的目的難道是替資本家造享福嗎？至說借勤工儉學來改造社會尤是荒謬，試問把人塞到孔口，為生活而呼吸都無餘力，那裡能說改革事業，所以留法勤工儉學應改良的地方甚多。一味說勤工儉學絕對可能的人，是未免武斷了。”
1921年2月28日，“蒙達尼派”勤工儉學生為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而發起“二·二八”運動，號召400多名勤工儉學生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大學。這次運動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也迫使法國政府與中國駐法公使館磋商，決定由雙方共同籌措一筆款子，向失去工作的勤工儉學生每人每天發5法郎的生活維持費。可是，旅法勤工儉學生髮動反對中法秘密借款運動後，法國政府大為惱火，遂宣佈自9月15日起，停止向失去工作的勤工儉學生髮放生活維持費。
所有這些使之前不贊成“蒙達尼派”勤工儉學生髮起“二·二八”運動的徐特立逐步看清了法國政府與中國駐法公使館的真實面目大學。於是，他積極參加了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在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之初，徐特立對於旅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倡導者和發起者吳稚暉、李石曾等人也還抱有好感，曾幻想他們同情勤工儉學生的遭遇，支援勤工儉學生的行為，但透過與吳稚暉、李石曾等人面對面的交鋒，徐特立完全看清了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的面目，從而徹底改變了對他們的看法。
徐特立後來在《回憶與悼念》一文中詳細敘述了他的這一轉變：“當一時找不到工做的勤工儉學生自動遷入里昂大學的空宿舍居住時，竟被囚禁起來，隨後這一百零四個被囚學生，更被中國軍閥政府勾結法國當局用武裝押上囚車裝船送回國內……那時在口頭上是一個贊助勤工儉學並有‘小聖人’稱號的吳稚暉，為了使人相信他，竟對我和黃先生說出了這樣下流的話：‘勤工儉學生如果沒有辦法，我吳某賣屁股也意去做！’但事實證明了他的偽善和欺騙大學。”就這樣，透過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使徐特立經歷了一場認識、立場的變化:“以往我和黃齊生先生及若飛同志，還以為吳為聖人之流，因此我們不懷疑他，但這一次卻使我們對聖人失望。經過這次事件，我們就不覺轉到革命方面來”。與此同時，徐特立也看到，更多旅法勤工儉學生的思想覺悟也得到了提高。他在《回憶》一文中表示，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之後，他更加欣喜地看到，“留在法國的勤工儉學學生就組織了SY（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後改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國的也多參加了革命，多成為大革命時代的中堅人物”。並在《回憶與悼念》一文中深有體會地說：“這一事件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認識中國封建統治者野蠻黑暗、仇視勤苦人民的面目，同時也認識了那些所謂‘聖人’也者的本質。加上中國國內軍閥統治下的反動黑暗，同時中國無產階級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影響下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漲，這些都推動了大批的留法青年，走上為祖國、為人民奮鬥的真正康莊大道——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當時黃先生和我，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也走上了這條光榮的道路”。
總之，參與領導爭取開放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使徐特立對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以及北洋政府有了更為全面、正確的認識，對於促使他由教育救國轉向革命救國，由無政府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大學。
（原載大學：《特立研究》2025年第4期）
